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科技中心，对美国来说，上世纪50年代是底特律——因汽车兴起而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现在是硅谷——互联网时代公认的“世界科技之都”。但盛衰总有时，新一代科技创新城市崛起之时，原有的科技创新中心自然也今不如昔了。
2020年12月，可以说是美国的科技大出走（tech exodus）之月。甲骨文、由惠普拆分出的慧与公司等科技巨头接连出走，将总部迁出硅谷。特斯拉虽尚未搬迁总部，但其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已搬去得州，声称要花更多时间在得克萨斯州的特斯拉新工厂和SpaceX的火箭发射实验上。一批风险投资家和风投机构也离开了硅谷。硅谷大数据明星企业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乔·朗斯代尔（Joe Lonsdale）表示，要把自己的风投公司8VC搬去奥斯汀；资深投资人基思·乐布斯（Keith Rabois）则要搬去迈阿密。
事实上，这次集中出走并不是一次偶然的爆发，“逃离硅谷”早已形成一个并不显著但长期存在的趋势——《2020年硅谷指数(2020 Silicon Valley Index)》显示，至2020年，离开硅谷的人数连续三年超过进入硅谷的人数。对个人来说，高房价、通勤难等难以负荷的生活质量问题一直存在。据2019年硅谷指数报告显示，2018年，硅谷房价中值达到近118万美元，相比之下，2018年美国房价中值仅为22.1万美元。同年，有6.6%的硅谷员工每天通勤时间超过3小时，每天因交通拥堵而损失超过8.1万个小时。对企业来说，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税收促使各类规模企业另谋出路。根据美国税收政策研究智库——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最新排名，从税收角度来看，加州营商环境在美国50个州里排名倒数第二。加州的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最高可达13.3%，已经是美国最高，而加州政府还计划继续调高针对富人的税率。
硅谷
过去，大多数人冲着硅谷高度集聚的技术、人力、资金等资源，事实上是愿意忍受这些的，所以尽管有“逃离”趋势，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实际影响。然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瞬间把人们带入了远程工作的时代，在家中度过的时间大幅增长，这不仅颠覆了科技工作者在工作地点和收入方面的想法，更改变了他们对生活的重视程度和愿意考虑的工作机会的范围。2020年第四季度，加州和湾区的人口净流出大幅增长，每吸引一个人搬入的同时就有两个人离开。据加州政策实验室分析数据，2020年第四季度大约有114600人离开了湾区，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29.7%，而进入湾区的人数则只有54200人，比2019年最后三个月下降了27.1%。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估计约有267000人离开了加州，同期增长了14.9%，但仅有127600人来到加州，比上年下降30.4%。
与之相对的是，小城市的科技公司发现来自硅谷的求职者的申请明显增加。狄平德·辛格（Deepinder Singh）是一家位于明尼苏达州布卢明顿的初创公司的创始人，七年来，他从未收到过来自大型科技公司应聘者的求职申请。但2020年5月开始，包含硅谷在内的两大湾区已有十几人申请了他的公司。同时期，非营利组织One America Works为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匹兹堡和俄亥俄州哥伦布的雇主举办了四场虚拟展会。在3800多名求职者中，约25%来自加利福尼亚，另外9%来自纽约，这是前所未有的数据。二、多中心正在涌现，并以各自独特驱动力吸引科创人才聚集
纽约
1.纽约：为创新产品提供最贴近市场的“城市试验场”
金融危机后，直面暴击的纽约不再“金融至上”，从政府到市场都开始发力科创产业。纽约的科创产业在中心城区聚集——以中城南区的熨斗区、切尔西地区、SOHO区和联合广场为起点，逐渐向曼哈顿下城和布鲁克林蔓延，这个无边界的科技产业聚集区被称为“硅巷”。
纽约熨斗区
尽管在2008年和2009年，纽约市科技行业的总体就业人数略有下降，但从2010年到2013年，科技生态系统增长了11%，几乎是整体就业人数增长比例的2倍。据2013年的统计，科技产业产生了56亿美元的年税收，占该市总税收的12.3%。截至2020年10月，纽约自 2008 年以来的创业增长率为356%，位居全美第二，在科技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接近30万人。纽约硅巷的发展事实上体现了科技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当科技产业已经从制造电脑、互联网的基础框架，向制造消费品过渡时，纽约作为特大都市所给予的市场临近优势，不仅能够为创新创业提供客群等巨大的市场样本，更能够为创新技术的增长提供应用场景与灵感火花。构成科技生态系统的劳动力统计表明，2013年纽约市非科技产业中的科技职位约占53%，远高于硅谷和旧金山。
纽约硅巷
“如果想打造一个天马行空的计划、大胆夸张的前瞻展品，可以在硅谷专心地打造；但是如果想要有人性化的设计思维、贴近市场、打造解决市场问题的产品，那么应该在纽约。”波士顿是美国东北部高等教育中心，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顶尖院校汇聚于此，曾因制造业而兴盛，也因20世纪中期开始的美国制造业基地转移，而一度陷入衰落。如今的它是全球新兴的科创高地之一，这与其2010年开始规划尊龙凯时的波士顿创新区密不可分。
哈佛大学
创新区位于波士顿南部滨海半岛，充分利用海滨区的便利交通、人才优势和产业集聚潜力，通过加强相关服务基础设施的尊龙凯时和改造，为创意阶层“定制生活”，充分地围绕创意阶层对城市生活的需求展开，提出了「生活-工作-娱乐-购物」（Live-Work-Play-Shop）模式，以生活魅力吸引创新、孵化创新。着力打造——「10分钟生活圈」，满足购物、文化、娱乐、居住等需求；「24小时社区」，通过提供多种娱乐消遣方式，以及丰富夜生活，定向吸引年轻人聚集；租金低廉的「人才公寓」，为满足没有资金购买豪华公寓的创业者的需求，给创意阶层量身定制；小而美的「公共空间」，供创意人群随处交流……
在这样的规划下，波士顿创新区创立后的6年内，就吸引了200多家科技公司入驻，提供了5000多个工作岗位，到2019年更是聚集了近1500家公司，42000多名员工。
3.奥斯汀：依托艺术、科技跨界融合的节庆长效吸引创意阶层
奥斯汀，企业“逃离硅谷”的企业的首选城市。据得州奥斯汀商会记录显示，截至2020年11月，从硅谷搬到“硅山”的高科技企业和其他“周边”企业多达39家。一方面，作为得州首府，低税收政策（即，免个人税和仅2.7%的公司税率）和独立电网能源储备，是吸引企业的重要现实因素；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拥有盛大艺术、科技跨界融合节庆的个性城市，本身就对年轻的创意阶层具备很强的吸引力。
20世纪80年代末，奥斯汀通过音乐这一媒介，成功获取年轻人的关注，吸引他们来到城市。1987年，第一届西南偏南（SXSW）大会以先锋、小众、摇滚为核心，吸引到177支本土以及全国的乐队、艺术家参加，大获成功，此后发展迅猛，到2000年，报名参加SXSW的艺术家接近1000位。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经济起飞，西南偏南大会也顺势引入科技展环节，各行业都将这里作为与年轻人沟通的媒介，很多初创小公司将大会视为测试产品的平台，例如2007年，刚成立不久的Twitter就是借助SXSW大会，使推文的日均阅读数量在两日之内从2000飙升到了60000人次。2004年到2014年，奥斯汀科技类的人员就业率增长了73.9%，西南偏南大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博尔德是一个仅有10万人口的小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博尔德的居民更年轻、收入更高、学历更高。这里拥有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和17个国家研究实验室组成的强大科研力量，以及高度集中在航空航天、生物科学、清洁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的7000多家企业。
博尔德 图片来源：flickr@Bo Insogna MrBo.com
2013年至2019年间，科罗拉多州三分之一的风险投资都投向了博尔德的初创企业。博尔德被称为“科创中心”，名副其实。英国咨询公司SmallBusinessPrices的一份新报告显示，根据平均互联网速度、初创公司数量和城市基础设施得分等因素考量，博尔德是全球上升最快的科技中心，是最适合创业者生活和工作的城市。
与许多科创中心具有明确、具体的核心驱动力不同，博尔德的核心驱动力是一个系统性的内容，即一个极其适合科技创新、创业的城市气候。正如硅谷的成功源于各个领域在数十年内的积累一样，博尔德成为一个科创中心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积累出的结果。一百多年来，围绕“宜居”和“创新”的城市发展方向，博尔德渐渐拥有了成为科创中心的基础要素。当科技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时，博尔德顺理成章跃至台前。
博尔德的创立者在建城之初就非常重视教育，并极具魄力地筹尊龙凯时罗拉多大学，以高等教育为城市定调。博尔德拥有由1所大学、17个国家实验室组成的强大科研力量。但如果仅仅闭门造车搞科研，博尔德只是一个“大学城”而已，无法成为创新创业中心。事实上，比科研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科研成果进行商业转化的能力。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转化，既能够为创客增添创新创业的契机，也有助于创业能够持续更新发展。这才是博尔德成为科创中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Nshervsampad2014至2018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技术商业转化贡献了19亿美元的经济价值，据利兹商学院商业研究部门的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获得了许可收入1010万美元、商业化资助4870万美元、技术许可销售收入1.511亿美元以及初创企业资金资助5.936亿美元。高校、科研院所固然是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能够为初创公司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但仅凭它们显然不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初创生态系统，如同新生婴儿需要成人全方位照顾一样，初创公司也需要全面的创业服务体系，才能够茁壮成长。而博尔德就拥有一个既全面又极具“流动”特色的创业服务体系。自2003年以来，博尔德一直在执行“社会经济活力项目”，旨在与各行各业的伙伴合作，创造和维持有利的商业环境，让居民和企业共同成长并取得成功。目前，博尔德拥有数十个包括博尔德商会、博尔德会议和旅游局、博尔德小型企业发展中心、各行业协会等在内的商业合作伙伴。可以看出，对于博尔德政府来说，某个企业或某个产业的能否迅猛发展并不是最重要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博尔德一直重视创业服务体系的打造，在对小型企业、初创企业例行的税收减免、资金补奖、贷款融资帮助之外，尤其重视补助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机构。2019年，“社会经济活力项目”预算的三分之二都流向了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机构。以上提到的各类服务型机构，事实上只能说是创业服务体系的基础，真正让初创生态流动起来，还得追溯到2006年TechStars孵化器的成立，它开创了孵化器的新模式——以导师制驱动的高质量、高成功率孵化模式：一方面以顶尖导师、风投资源源源不断吸引初创企业；另一方面高成功率的孵化也让初创企业真正能够迈向下一个阶段，成为行业的新鲜血液。在Techstars孵化器的影响下，博尔德的孵化器、风投机构以及共享办公空间这些创业服务必需品，也都随之蜂拥而来。目前，小小的博尔德已拥有12个风投公司、12个创业孵化器和18个共享办公空间。TechStars 图片来源：laughingsquid.com
三、对我国的启示：中小城市同样有机会成为全国科创中心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科技创新”成为转型的重要推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4426亿元，比上年增长10.3%，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4%，经费投入强度连续第六年超过2%。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不少新一线城市甚至二线中小城市，正加快科创产业发展，以期站稳城市竞争新赛道。根据界面新闻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排名统计数据，苏州、杭州等新一线城市紧随北上广深其后。以江苏昆山、广东佛山、浙江宁波为代表的中小城市凭借各自优势，如产业基础等，也早已成为国内的科创高地。
佛山新城 图片来源：1/6图片工作室
博尔德的成功，打破了多数人认为科创中心只可能是大城市的“迷信”。集约精致型创业小镇、科创社区仍是值得打造尊龙凯时的模式，甚至可以实现城市竞争中的弯道超车。尽管博尔德城市的形成路径不可复制，但在拥有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去构建人文气候与产业气候相结合的城市气候仍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内容。
基础科创能力方面，对于我国的中小城市来说，是普遍缺少强势科教资源的。但过去没有，不代表将来无法拥有。除了高校、科研院所、科研项目等实体科教资源，科学家也是一种软性的科教资源，这是中小城市最应把握引入的关键资源。广东惠州、浙江金华近年来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导入皆源于此。
人文气候方面，首先是应将“生态宜居”作为基础理念贯穿始终，并以“会呼吸的生活状态”引人。一方面，在尊龙凯时选址时可以选择拥有户外运动基因的生态优越的地区，以野性生活吸引野性精英；另一方面，在尊龙凯时中也应营造自由、轻盈的生活节奏，以步行、骑行和公共交通系统为主，减少通勤压力。整体营造具有青春活力，让人自由呼吸的生活氛围。
产业气候方面，以“在流动的初创生态”留人。一方面，在尊龙凯时选址时仍要临近高校、科研院所，把握区域的研发创新能力，并建立完善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体系，从制度上进行保障并推动与企业的广泛合作。另一方面，在创业孵化中“抓流量”，以高质量的孵化器把握初创期的企业，维持具有想象力与开创魄力的初创商业氛围，同时以溢出的企业激活区域创新生态构建。
